“扫黄地图”-----王秀勇

作者：穗华口腔时间：2016-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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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岁的山东郓城农民王秀勇当了大半辈子默默无闻的街头艺人，如今一举成名。今年年初东莞掀起“扫黄”风暴，昔日为警方绘制扫黄地图的王秀勇又被媒体“翻出来”。这两天，他对着摄像机披露职业乞丐内幕的视频更是成为新闻热点。

　　这样的结果是郓城警方几乎每天一个电话问候他，以防他遇到不测。王秀勇也害怕别人过来打击报复。但问他后悔不？这个有些“不务正业”的街头艺人却很坚定：不后悔，这是好汉之乡的基因。

　　“扫黄老人”成了保护对象

　　3月19日上午11时许，王秀勇的电话响了。来电话的是郓城县公安局南赵楼派出所所长武祥华。

　　“今天情况还正常吧？哪里的记者？来了几个人？噢，正常就行。”电话那端，武祥华仔细询问了一番。

　　对于这一套程序，王秀勇显然已经很熟悉了。他一一做了回答，后不忘表达一下感谢。

　　“派出所基本每天都打这么一个电话，隔上两三天还亲自上门看看。”王秀勇说，警方还通知他，如果发现异常，可以搬到派出所去躲一躲。

　　王秀勇本人也提高了自我保护的意识。客厅里、房门上、床头边，各自放着一张标有报警电话的警民联系卡。而在迎接记者进门后不久，他就主动要求查验证件。“怕别人暗算。”

　　2010年起，在东莞街头卖艺乞讨为生的王秀勇因绘制“扫黄地图”而被关注。此后，王秀勇多次遭到威胁甚至殴打，这才重新回到郓城老家，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一个多月前，东莞掀起“扫黄风暴”，王秀勇原本平静的生活亦被打破，陆续有媒体找到这位昔日的“扫黄老人”采访。

　　“我们经常入户走访，以提高村民的治安防范意识。王秀勇揭露社会的黑暗面，弘扬了社会正气，也得罪了一些人。”武祥华告诉记者，过高的曝光率也让郓城警方担心老人会遭到打击报复，将其列为了重点走访对象。

　　不过，对于家乡的亲人，王秀勇并未透露他在东莞的种种经历。一周前，在技校读书的外甥女看了媒体报道，回家说“俺舅舅在网上火了”。王家人这才知道王秀勇此前从事了一项有多大风险的“事业”。

　　“哎呀，你舅又下广州了，赶紧把他叫回来。”王秀勇的母亲听完血压升高，住进了医院。

　　此时的王秀勇正在去往广州的火车上。3月13日，他接到中国好人网理事肖金的电话，对方邀请他以首批获奖者的身份，到广州参加“监督举报风险基金”设立仪式。犹豫再三，王秀勇决定去领取这5000元。

　　接到母亲病危的电话，王秀勇赶紧原路返回。“我一回来，啥事儿也没有了。她就是担心我一去回不来了。”

　　家人们还不知道，这两天，王秀勇上电视披露东莞职业丐帮内幕的一条新闻，在网上又火了。

　　“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做贼”

　　王秀勇走上卖艺乞讨，与一次跳江经历有关。

　　他老家在山东郓城，是有名的好汉之乡，素有“梁山一百单八将，七十二名在郓城”之说。

　　贫穷与饥饿占据了王秀勇童年记忆里为重要的位置，“小时候不知道馒头什么味儿。”

　　王秀勇在家里排行老五，出生后即双手萎缩，异于常人。在那个缺钱不缺病的旮旯里，张罗生计是父母的第一要务，没人有余力去探究病因。

　　对于童年，王秀勇愿意回忆起的，是两年的小学时光。他被安排在第一排，不用课桌，往地上铺点儿沙子，脱了鞋，用脚夹着粉笔写字。

　　在课堂上，王秀勇知道了南京长江大桥。“外面的世界真不赖。”他这样想。

　　1980年，19岁的王秀勇决定出去闯一闯。偷偷把家里唯一的一只小羊牵到集上，卖了十几块钱，坐火车到了南京。

　　第一站就是去看看课本上说的南京长江大桥。雄伟，漂亮，他几乎天天去转一圈。

　　没过多久，钱花光了，回家又怕挨打，王秀勇想从桥上跳下去。桥上站岗的战士拦住了他。

　　看他边说边用脚夹着地上的火柴梗划拉，战士们很惊讶。王秀勇说：“我还会用脚写字、打火哩。”“你有活路了！”班长很兴奋，送给他毛笔、墨汁和一堆报纸。抱着这一堆行头，王秀勇来到街头，用脚夹着毛笔，开始写“毛主席好”、“共产党万岁”几个大字。路人慷慨解囊，没多久就赚了一二十块。

　　王秀勇乐了，以后有饭吃了。

　　找到了存在感，王秀勇用心琢磨怎么来钱。他买来了扑克牌、菜刀和象棋，表演用脚打扑克、磨刀、切菜、下象棋。观众可以凭兴趣点节目，“就像点菜一样。”

　　能赚钱了，王秀勇想继续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背个小包，装上表演的必需品，说走就走。天津、北京、郑州、乌鲁木齐……颠簸的生活带给他另一个世界。

　　1993年前后，王秀勇被东莞的氛围吸引，找了一处偏僻的房子租了下来。也算不上定居，东莞32个镇区，在这个镇上待半年换到另一个。

　　与其他乞讨者不同，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充电上。周一到周五去图书馆“充电”，周六到周日出来摆摊,这也使得他的乞讨事业与时俱进。一开始，王秀勇写“大海航行靠舵手”，后来写“改革开放带人民走上了幸福之路”。再后来他发现，关注社会问题的语句更吃香，编了很多反腐败的顺口溜，自诩“反腐宣传第一人”。

　　虽然本质上就是乞讨挣钱，但王秀勇更愿意把自己归结到民间艺人的行列。他不齿的是那些骗子乞讨者，“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做贼”。在外头流浪，王秀勇牢牢记着家乡流传的这句老话。

　　职业乞讨者中的异类

　　在1997年到2000年，王秀勇发现行当里一个奇怪的现象：乞讨的残疾儿童越来越多，走到哪里也是一帮一帮的。“我是残疾人，看他们就想到我自己。”王秀勇想弄清楚，这些人从哪里来的。

　　他去跟人套近乎，别人一看是同行，也就放松警惕。时间一长，王秀勇弄明白了这里面的道道。

　　这支已成规模效应的乞讨队伍由帮主、打手以及残疾儿童构成。打手多是帮主的亲友，残疾儿童多是帮主从当地租来的，也有一部分是买来的弃婴。

　　“他们靠收垃圾捡破烂的提供线索，残疾的弃婴一般给1万元～3万元，健康的只给几千块，因为还要帮主致残。女孩比男孩吃香。因为比较好管理，乞讨起来经济效益也高。”

　　规模大的乞讨队伍，帮主开一辆上下两层的敞篷车，带着30多个孩子。打手负责看管小孩，防止孩子藏钱或者跑丢了。打手的工资按人头算，占每个孩子收入的30%～40%。

　　只有在下雨天，孩子们才得以休息。其余的时间，每天在早市、企业园区、夜市乞讨，一直忙到凌晨两三点，才能吃上一点东西。

　　“一天吃这么一顿饭，也不能给他吃多，水也喝得很少。”实在看不下去了，王秀勇也劝帮主善待他们。帮主哪听劝，俩人打起来。王秀勇去找警察举报。警方认为这是丐帮的内部冲突。

　　王秀勇也曾和东莞的一个记者试图通过暗访解救这些孩子，终也无果而终。

　　他多少有些理想和情怀，只能尽自己的能力“做一点儿是一点儿”。

　　2010年，王秀勇在街头遇到一个从广西老家出走的流浪儿童小钊，主动找到媒体，后在警方的配合下，将小钊送回其父母身边。

　　王秀勇这些举动被同行看做为职业乞讨者中的异类，“多管闲事、不务正业”。王秀勇则苦恼于，偌大的乞讨圈，找不到一个志同道合的。

　　他“不务正业”的举动还是2010年通过自己暗访，走访东莞多个镇街，绘制出扫黄的地图，提供给警方。根据广东媒体报道，东莞市东坑镇警方根据王秀勇提供的信息查处了4处涉黄发廊。

　　王秀勇的高调让他成为媒体上的“红人”，也让他收获了恐吓和偷袭。

　　走在路上，上来几个人啥话不说就揍一顿。惨烈的一次是他领完举报费后在东莞市万江镇公安分局门口遭遇袭击，4颗牙齿被打落。广东的媒体第一时间做了跟进。

　　“老王的性格比较耿直，有啥说啥，过的苦日子比较多，对不公的行为经常会很愤怒。我也劝过他，有些话其实不必说。”曾经多次跟王秀勇打过交道的南方电视台的一位记者回忆，王秀勇的行为在一些人眼里是“麻烦”。

　　后“扫黄”时代生活

　　这位媒体中大加褒奖的扫黄英雄终还要面对现实中的种种尴尬：房东不敢租房给他，没法摆摊了，2011年带着他乞讨的那套行头，回到老家。

　　离开家的30多年里，王秀勇几乎没和家人联系。家人都以为他死了，给他注销了户籍。

　　摸索着回到家，80岁的老母亲抱着他哭了好久，怨他为啥不打个电话写个信。“社会上的事儿太多了，把家忙忘了。”王家村支书王秀元介绍，重新回到郓城，村里给他申请了县里的“温馨安居工程”的指标，翻盖了两间瓦房。靠着五保户、残疾人生活补贴等生活，王秀勇一年能有4000来块钱的收入。只要不生病，生活能够勉强维持。

　　除了抓住后的机会给老母亲尽孝，王秀勇把其余的精力放在了做劝捐员上。去年，他决定去世后把遗体捐献给医疗科研机构，“这是郓城第一个”。他希望更多的人加入其中，动员临近村庄的五保户参与进来，“越是生活在底层的人越知道报恩。”

　　乡长王惠顺知道王秀勇这一项新的事业后，资助他买了一辆电动三轮。目前，王秀勇已经成功劝捐了5个，其中有3个面临“掉队”的危险，需要他时常去做工作。

　　奔波大半辈子，王秀勇的生活总算安定下来了。问他是否后悔当初的高调，他很坚定：我们这儿的人直脾气，敢说话，别人不敢做的我们敢做。

　　在家乡他得知村民选举时竟然有人贿选的消息，他立即到县纪委举报，落选者扬言，会出30万要王秀勇的人头，对此，他笑笑说，自己什么也没有人，什么也不怕，对方只是吓吓自己罢了！

　　在乡邻面前，王秀勇不会主动说起过去30多年的江湖经历。“我们也是从媒体上才知道了他以前的事儿。”王秀元告诉记者。

　　听说网上有人质疑他所谓的职业乞丐内幕的真假，他挠着头皮苦笑，“我倒希望那不是真的。”

　　针对“东莞丐帮”问题，东莞市民政局局长杨东如表示，东莞已初步制定方案，将加大对逼人乞讨等犯罪行为的查处力度。

　　“我是真想去解救那些乞讨儿童”。说这话时，馒头渣不时从他缺了几颗牙齿的缝隙里蹦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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